清醒開顱語言保留的臨床現況
當腫瘤長在語言功能區（如低階或高階腦膠質瘤），我面對的是一個每天都在拉扯的兩難：切得愈乾淨，病人的整體存活期（OS）與疾病無惡化期（PFS）通常愈好；但只要越過腫瘤與正常腦組織的邊界一點點，就可能換來不可逆的失語症、語意流暢度下降或找詞困難——病人甚至會因此無法順利接受後續的放化療。
清醒開顱手術（awake craniotomy, AC）加上直接電刺激（direct electrical stimulation, DES），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兩難而生。
在病人清醒的狀態下刺激皮質與皮質下白質束，誘發短暫的語言錯誤，我們就能描繪出「功能性邊界」，在最大化安全切除的同時保留語言。這是目前定位語言區腫瘤的黃金標準。
但黃金標準的背後，有一個少被討論的問題：我們用來「測語言」的工具與流程，到底一不一致？這篇 2025 年發表於《Neuro-Oncology Practice》的研究Language testing in awake craniotomy for brain tumor resection: A survey of current perioperative practice in the United Kingdom，第一次為英國國家醫療體系（NHS）描繪出完整的實務樣貌。
研究規模與設計：45 題問卷、37 位第一線專家
研究團隊設計了一份涵蓋 45 題的線上問卷，嚴格依照圍手術期照護路徑劃分為術前、術中、術後、機構背景與個人反思五大區塊，於 2023 年 11 月發送至全英國的神經外科單位（英國共有 32 個神經外科中心）。
最終回收 37 位直接參與清醒開顱語言測試專家的完整回覆，職類包含言語治療師（SLT，51.3%）、神經外科醫師（27.1%）、神經心理師（18.9%）與神經科學家（2.7%），其中 83.8% 來自大學教學醫院。這樣的樣本雖然不大，卻高度集中於實際執行此術式的核心專家。
調查揭露的現況：語言測試的「各自為政」
這份調查最核心的訊息只有一句話：在英國，清醒開顱的語言測試實務，存在巨大的機構間差異。
誰在測、一年做多少例
語言測試主要由言語治療師（75.6%）與神經心理師（51.3%）執行。一個值得肯定的發現是：在 75% 的案例中，術前、術中、術後是由「同一位」臨床專家貫穿評估，確保了照護的連續性。
至於手術量，各中心落差明顯：54.2% 的中心每年執行 10–20 例清醒開顱，21.6% 每年少於 8 例，另有約兩成中心每年超過 20 例（20–30 例與超過 30 例各佔 10.8%）。手術量的懸殊，本身就埋下了經驗與品質差異的種子。
收案標準與優勢半球側化
在收案門檻上，臨床意見相當一致：97.2% 的受訪者認為，病患至少需具備「句子長度」的口語表達能力才適合清醒開顱；完全無法口語溝通者，則是所有人都同意的絕對禁忌症。
當腫瘤位於右半球時，是否提供清醒開顱語言定位的條件包括：病患為左撇子（10.8%）、以功能性磁振造影（fMRI）證實為右側或雙側語言優勢（40.5%），或對任何病患都提供（27.1%）。
術中用的是哪些測試任務
術中任務高度仰賴自製題庫：72.9% 發展機構內的 bespoke 任務，54% 選用標準量表的子測驗（如 DO80、PPTT），51.3% 使用翻譯自荷蘭術中協定（DuLIP）的任務。
術中定位任務 | 使用比例 | 備註 |
物品／圖片命名（Object naming） | 78.4% | 最常用；評估語意、語音與雙語處理（75.7%） |
語意聯想（Semantic association） | 67.6% | 評估語意網絡 |
語詞／非詞重複（Word/non-word repetition） | 64.8% | 評估語音路徑 |
句子填空（Sentence completion） | 54.1% | 評估語法與語意整合 |
動詞／動作命名（Action naming） | 45.9%–56.7% | 評估語意（45.9%）、語法（56.7%） |
皮質下白質束定位（Subcortical mapping） | 91.9% | 針對弓狀束等傳導束 |
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語言，72.9% 的團隊會同步監測動作規劃，35.1% 測視覺感知，29.7% 測算術，甚至有 27% 針對病患個人特殊技能（如繪畫、打鼓）進行術中定位——顯示頂尖團隊已把「功能保留」延伸到語言以外的生活能力。
術後追蹤的時機仍無共識
在術後評估上，超過 80% 的臨床專家會在手術後一週內完成首次語言評估，正式評估則多落在術後三天內；86.5% 的團隊會進行長期追蹤。
但受訪者也坦言，最佳的術後評估時機仍缺乏共識——有人指出病人常因提早出院或術後疲憊，使早期評估的代表性受限，因此傾向術後第二天之後再正式評估，首日僅做安撫與非正式觀察。
三個最該被正視的開顱測試語言缺口
缺口一：沒有全國統一標準
當 72.9% 的中心各自開發題庫，照護品質就難免因院而異。這不是我的推論，而是受訪專家的共識——75% 的臨床專家明確表示，清醒開顱語言測試需要建立全國一致的標準。
我完全理解「自製題庫」的由來——每位語言治療師都想為自己的病人量身打造最敏銳的測試。但當這種客製化缺乏共享與校準，它就從「精緻」變成了「碎片化」。同一顆位置相近的腫瘤，在 A 院與 B 院可能得到鬆緊完全不同的功能邊界，這對病人並不公平。
缺口二：雙語病患的資源匱乏
對 81% 的團隊而言，雙語病患雖非多數，卻是持續會遇到的族群。但支援明顯不足：術前僅 59% 能同時用母語與英語評估，14% 甚至只用英語測試；術中則高度仰賴口譯員，或把英文題目現場即時翻譯。
更關鍵的是「語言切換」這個盲點——語言切換（language switching）僅有 18.2% 的團隊在術中測試，但卻有 16.2% 的病患術後出現病理性語言切換障礙。
雙語大腦不是「英語腦多裝了一套詞彙」而已。它有重疊的皮質區，也有獨立的神經網絡；文獻甚至指出，左側尾狀核與額中回等結構參與了語言切換的調控。
把英文題目翻譯一下、找個口譯員在旁邊幫忙，看似解決了溝通，卻忽略了每種語言特有的語法與語音結構，也保護不到那些專門負責「切換」的神經迴路。
缺口三：術中數據記錄的不一致
即使做了精細的測試，紀錄卻常常留不下來：只有 46% 的團隊會系統性記錄術中的錯誤類型與正確率，僅 8.8% 記錄反應時間，其餘多半僅作口頭回饋。沒有結構化的數據，跨院比較、品質稽核與研究累積都無從談起。
為什麼傳統失語症量表不夠用？
這篇研究點出一個我深有同感的問題：臨床上常被沿用的波士頓命名測驗（BNT）、綜合失語症測驗（CAT）等量表，原本是為中風與腦傷失語症病人設計的，並不適合腦瘤清醒開顱的情境。
比較面向 | 傳統失語症量表（BNT／CAT 等） | 腦瘤清醒開顱的需求 |
設計初衷 | 中風、腦傷病人的失語症評估 | 捕捉腦瘤病人細微的高階語言缺損 |
反應時間 | 未針對極短時窗優化 | 須符合 DES 電刺激的嚴格時間限制 |
敏感度 | 對輕微、高階缺損較不敏銳 | 需偵測語意流暢度、找詞等細緻變化 |
語言涵蓋 | 多以單一語言為主 | 須處理多語、語言特定的語音與語法 |
研究指出，術中測試必須同時滿足幾個嚴苛條件：符合 DES 的時間限制、操作簡便、又能評估關鍵語言功能。要設計出同時達標的測試，既費時又耗資源，這也是為什麼多數團隊退而求其次，使用改編或自製任務。
從調查到臨床：
我們對「切除」的標準化做得很好——切除程度、影像判讀、術中導航都有共識；但對「保留語言」這件同等重要的事，卻還停留在各憑本事的階段。
具體而言，這篇研究推動我思考三個方向。
- 我支持建立全國性（在台灣，則是跨院、跨學會）的清醒開顱語言定位標準，讓不同醫院的病人能得到品質相當的功能保留。
- 針對日益增加的多語病患，我們需要真正「語言特定」的術中工具，而不是把英文或中文題目翻譯了事，並且要把「語言切換」納入評估。
- 我認同研究團隊提出的「數位共享平台」構想——讓各中心即時交流經實證的測試模組與多語系任務，用協作取代重複造輪子。
當然，這篇研究的限制必須誠實面對：它是基於 37 位專家的自填式問卷，樣本數有限，且可能存在回憶與自我報告偏差；調查僅涵蓋英國 NHS 體系，其結論未必能直接套用到不同醫療制度與語言環境；問卷也無法呈現各做法實際的功能預後差異。因此，它描繪的是「現況與缺口」，而非「最佳做法的證據」。
這份英國全國調查，像是一面照向神經外科自身的鏡子：清醒開顱的語言測試，在標準、工具與紀錄上都存在顯著的異質性，雙語病患的照護尤其有待補強。
對我而言，它的價值不在於提供一套現成答案，而在於逼我們承認——要在最大化安全切除的同時真正保住語言，光有精準的手術刀還不夠，還需要一套同樣精準、標準化、且能涵蓋多語病患的測試系統。這，正是下一步該努力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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